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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行间的字句》
当我们谈论女权主义和大众教育时，不仅要阅读关于支配的内容，还要能够为世界带来希望，看待这个世界为我们所建，也为我们所改变。我们从已建造的事物出发，知道这还不够，但却是必要且紧迫的。我们从殖民时代以来施加在我们领土上的霸权力量和死亡系统中认知这一权力结构。随着殖民地的发展，生活和工作开始被理性化和性别化。男人、女人和各民族被肤色划定；同时，职位被分配，积累和商品化的主轴被建立。
所有事物开始被买卖。我们不能将这些统治系统分开。资本主义矛盾不能脱离殖民主义和父权制的联结。我们生活在新殖民地的过程中。殖民地并非历史过去的表现，而是随着时间演变的社会建构形式。如今，它重新确认一种对地球及其之下的一切进行剥夺的方式。人的身体成为支配和控制我们掠夺活动的一部分。暴力必须在许多层面被识别。
当一个矿业公司进入某个地区时，例如，它会携带军事结构，而性暴力加剧，身体被控制，人们成为政治囚犯。一种暴力不能和其他的分开。霸权将从一切叛逆中显现。我们不规范的身体本身就是一种叛逆，让正常性不安。这些叛逆的身体在历史上被隐形和控制。贫困的女性化现象以及基于特定策略来控制隐形身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深化不断加强。即便我们在女权主义和大众教育的空间中进行培训，我们依然被这些相同的伤痕标记。
我们的生命故事充满悲痛、恐惧、内疚以及这种模式在我们身体上留下的其他痕迹。我们需要进行我们同样也参与其中的建设过程。我们，女性、异议者和原住民，对生命有不同的理解，体现在宇宙生成论、月相以及荷尔蒙变化中。所有这些都不断产生和再生生命，生命既不是给予的，也不是决定的。认为能够改变的想法是我们提出女权主义和大众教育的重要动力。
抵抗运动的女性化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女性解决了水的获取、照料的角色、抵抗提取过程。我们没有自命为抵抗者，但我们就是。政治教育的持续形成仍然是构建和解构霸权思维形式的根本策略之一。正如我们从多个相交的空间谈论权力三元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父权制，同样我们也谈论解放。思考我们如何建构一个有能力描绘我们政治计划的政治主体是紧迫的。解放的维度必须像统治一样被紧紧拥抱。
谈到大众教育，必然包括女权主义和去殖民化的赌注。我们的大众教育过程源于仅理解为剥削对立而未将统治整合进剥削策略的一种革命传统。因此，我们仍然有许多组织谈论大众教育，但却未能解开其中的父权和殖民主义成分。我们开始让大众教育过程感到不安，当我们开始加入身体性并讨论我们如何思考、感受、爱，以及如何将这些看作是政治维度。以此为起点，我们开始为不同的大众教育提供其他钥匙。女权主义大众教育让我们能够讨论：
我们需要什么来塑造成为政治主体？我们押注什么样的政治项目？我们将如何体现这种解放？一些可能性使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一提议。其中之一是恢复知识，并置于世界自然生成维度。由此，我们开始重新思考我们的认识论源头，并了解地球的治愈能力。通过相遇，人们不仅互相认知，还学习相爱。我们无法与一个不熟悉的人一起建设一个愿景和生活项目。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是谁。女权主义大众教育的过程让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近距离了解我们的差异和调整。女权主义大众教育如此大胆，以至于开始讨论民族的异议。这不是一种排他性的教育，但其出发点是隐形部分，由无名的身体构成。我们活下来了。在拉丁美洲侵略超过500年后，我们今天依然存在。我们生活在一种矛盾的指责中，就好像女性为其领土和权利进行的斗争是诉求性的，而非政治性的。然而它们是政治性的。当洪都拉斯发生政变时，“如何处理恐惧？”这个问题强烈浮现。
我们害怕上街，害怕我们的女儿不回来，我们的孩子会出事……作为培训者，我们激发了这种恐惧。在恐惧中，我们生成了其他力量来斗争和改变。我们需要治愈，能够发声，拥有信任的空间。我们的训练空间必须是温柔的空间，并在所有意义上的具有深厚政治信任。我们如何治愈和去父权化我们的方法？我们如何进行对话过程？我们如何以其他方式工作以管理时间？如何恢复自我认知，被否定的历史？
我们的出发点是当今有必要创造新的思维装置，但我们不否认人民的积累。作为培训者，我们在引发不信任、质疑和反应能力中进行这些过程。诞生于学术界的女权主义教育学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联系到历史运动和奋斗的具体日常经验，它们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答案。我们不能分隔。我们必须团结，建立运动联盟和联合。女权主义和去殖民化的大众教育有着革命大众教育本身的雄心壮志，力求充满意义，有助于去父权化、去殖民化和去商品化生活。
Verónica del Cid是一名瓜地马拉人，也是中美洲大众教育网络Red Alforja的协调员。本文是她在2024年8月于洪都拉斯举办的国际女权组织教育学校（IFOS）上的演讲的编辑版。编辑：Helena Zelic
由Andréia Manfrin Alves从葡萄牙语翻译
原文语言：西班牙语
